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负债？关于真正债权人的令人惊讶的答案

每个国家都负债累累——从美国到日本再到德国——然而全球经济仍在运转。这一悖论多年来一直让观察者困惑，但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·瓦鲁法基斯最近揭示了他所称的“让人夜不能寐的谜题”：既然每个人都欠钱，那么究竟是谁在放贷呢？

令人惊讶的是，答案其实是我们所有人。

全球债务之谜：111万亿美元且仍在增长

数字令人震惊。美国联邦债务高达38万亿美元。日本政府债务相当于其整个经济的230%。英国、法国和德国都存在巨大赤字。全球公共债务已达到111万亿美元——占全球GDP的95%——且每年以约8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。

以美国数字为例：如果你每天花费100万美元，耗费超过10万年才能用完38万亿美元。然而，尽管这些天文数字庞大，国际信贷市场仍正常运作，利率对富裕国家来说仍可承受，系统持续运转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

传统观点认为，政府从外部债权人——外国银行、国际投资者、富裕的外国国家——借款。这种思维模式占据了大众的认知主导。然而，实际上，机制远比想象的复杂，也令人不安。

你就是债权人：普通公民如何为政府债务提供资金

以美国为例，截至2025年底，约有13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——超过三分之一——由政府自己内部持有。联邦储备银行单独持有大约6.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。另有7万亿美元属于“政府内部持有”，意味着政府的某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借款：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持有2.8万亿美元，军事退休基金持有1.6万亿美元，医疗保险基金也持有大量债券。

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动态：美国政府从自己的社会保险基金借款以维持运作，然后承诺未来偿还这些内部债权人。这实际上就像是把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还债。

但真正令人震惊的类别是国内私人投资者。共同基金合计持有约3.7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。州和地方政府持有1.7万亿美元。银行、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基金持有更多数十亿。合计来看，美国私人投资者——主要通过中介机构——持有大约2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。

这里的关键洞察是：这些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由美国工人资助。一个55岁的加州教师，贡献养老金已达三十年，她既是纳税人，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，也是债权人，为政府债务融资。她的退休保障依赖于美国政府持续借款并支付债券利息。这形成了一种交织的关系：公民既是借款人，也是放款人。

甚至那些从未直接购买债券的公民，也通过银行和保险单间接为政府债务提供资金。保险公司必须持有安全资产以保证未来索赔的支付，因此购买政府债券。银行持有国债作为安全缓冲。这些机构本质上是中介，将公民的储蓄引入政府债券市场。

外国投资者持有剩余的约8.5万亿美元——大约30%的公开持有债务。然而，即使是外国投资，也遵循逻辑模式，而非慈善。日本持有1.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，并非出于善意，而是出于经济必要。日本制造商向美国出口汽车、电子产品和机械，赚取美元。在将美元兑换成日元支付国内工人时，货币市场会迫使日元大幅升值，使日本出口变得不具竞争力。为防止这种情况，日本央行购买美元并将其投资于美国国债，有效地将贸易顺差“回收”成金融资产。美国获得实物商品，日本获得金融资产。双方都受益，债务成为会计机制。

这带来一个反直觉的经济真理：美国政府债务并非对不情愿的债权人加诸的负担，而是他们积极渴望拥有的资产。在不确定时期——战争、疫情、金融危机——资金涌入美国国债，金融市场称之为“避险资金流向”。国债代表了世界上最可靠的金融资产。

日本的例子更为极端。日本国内持有的政府债务占比达90%，债务水平达到GDP的230%，按常规标准，日本几乎被视为破产。然而，日本国债收益率接近零，甚至偶尔出现负利率，因为这个系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。日本储户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之一，将资金存入银行和保险公司，这些机构再投资于政府债券。政府借用这些资金，用于学校、医院、基础设施和养老金——这些服务惠及那些用储蓄为债务融资的公民。这形成了一个心理和经济的反馈循环，使信心得以维持。

秘密武器：中央银行凭空创造货币

这种国内借贷机制需要理解量化宽松（QE），即中央银行创造新货币的政策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美联储通过向银行账户注入之前不存在的货币，创造了约3.5万亿美元的新货币。在COVID-19大流行期间，全球各国央行也实施了类似的扩张措施。

这听起来可能像欺诈，但其机制符合经济逻辑。在危机时期，家庭因恐惧而停止消费，企业因需求不足而取消投资，银行因违约担忧而收紧放贷。这形成了恶性循环：消费减少，收入减少，进一步抑制支出。在此时，政府必须介入——建设医院、发放刺激支票、稳定金融机构。但市场可能无法以合理利率提供足够的信贷。中央银行出面，创造货币，购买政府债券，以保持低利率，确保政府获得所需资金。

理论上，这些新创造的货币会流入经济，刺激借贷和消费，帮助逆转衰退。一旦经济复苏，中央银行会逆转操作，将债券卖回给私人市场，收回流通中的货币。

然而，理论的优雅与现实的复杂背离。2008年QE之后，股市和债市价格飙升——据英格兰银行研究，涨幅约20%。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英国最富有的5%的家庭平均财富增加了约12.8万英镑，而持有少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几乎没有明显收益。这体现了现代货币的一个基本讽刺：旨在拯救整个经济的政策，反而使已有财富的人更富有。

不断扩大的危机：利息支付超过一切

维持这一债务体系的成本不断上升。仅2025财年，美国预计就要支付1万亿美元的利息。这一单项支出超过美国全部军事开支，仅次于社会保障，位居联邦预算第二。利息支出在三年内几乎翻倍：从2022年的497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9090亿美元。

这一趋势还在加速。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，到2035年，利息支出将每年达到1.8万亿美元。未来十年，美国政府在利息上的支出将达13.8万亿美元——这笔钱无法用于学校、道路、医疗研究或医疗扩展。每花一美元偿还债务，就意味着少了一美元用于其他优先事项。

这一算术形成了一个强化的循环：债务越多，利息越高；利息越高，预算赤字越大；赤字越大，借款越多。到2034年，利息支出预计将占美国GDP的4%，占联邦总收入的22%——也就是说，每五美元税收中，就有一美元专门用来支付利息。

这一问题远不止美国。在经合组织发达国家中，平均利息支付已达GDP的3.3%，超过平均国防支出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有34亿人生活在政府债务利息支出超过教育或医疗支出的国家。在某些国家，政府支付给债券持有者的利息甚至超过了对学校或医院的支出。

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更为严重。2025年，贫困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支出创纪录，达960亿美元，利息成本为346亿美元，是十年前的四倍。在某些国家，利息支出占出口收入的38%。这些收入本可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、升级军队或扩大教育，但实际上都流向了外国债权人。61个发展中国家将政府收入的10%或更多用于支付利息，许多国家陷入困境：它们的债务偿还支出超过了新贷款的收入，陷入“财务溺水”，无法摆脱困境。

让系统暂时维持的四大力量

多种结构性因素支撑着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系统。首先，人口结构带来对安全资产的强烈需求。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，寿命延长。退休人员需要安全的资产存放退休金。政府债券正好满足这一需求，只要人口老龄化持续，需求就会存在。

第二，全球经济失衡持续产生债务。某些国家存在巨额贸易顺差，其他国家则有逆差。顺差国通过持有政府债券，积累对逆差国的金融索赔。这些失衡由结构性经济因素维持，确保债务关系不断。

第三，货币政策本身依赖政府债务作为操作基础。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债券以注入或抽取货币。国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润滑剂。没有足够的政府债务供应，中央银行就无法有效实施政策。

第四，在现代经济中，安全资产具有内在的稀缺价值。在普遍存在风险的环境中，安全资产价格溢价。来自稳定国家的政府债券提供了这种安全。矛盾的是，如果政府真的消除债务，安全资产的短缺就会出现。养老金、保险公司和银行会拼命寻找可靠的投资。全球经济依赖政府债务的存在。

然而，这种稳定只存在于崩溃之前。历史证明，债务危机在信心崩溃时爆发——当借款人突然失去信任，投资者恐慌撤资，要求更高的利率，最终引发危机。这在2010年希腊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都曾发生。模式始终如一：正常时期后，突然信心丧失，恐慌性撤资，利率飙升，危机爆发。

这会影响到主要经济体吗？传统观点坚信不会——美国和日本“太大而不能倒”，控制自己的货币，拥有深厚的金融市场。然而，过去的经验证明，传统观点曾经失败。2007年，专家们否认全国范围内房价下跌的可能性；2010年，他们坚信欧元不可破；2019年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大流行会关闭全球经济。

风险在不断积累。全球债务仍处于和平时期的高位。经过多年接近零利率，借贷成本大幅上升，使债务偿还变得更加昂贵。政治极化在许多国家加剧，复杂化财政政策的制定。气候变化将需要大量投资，恰逢债务水平达到历史高点。老龄化劳动力意味着支持退休人员的工人减少，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。最根本的是，系统依赖于信心——对政府还款承诺、对货币稳定、对适度通胀的信心。一旦信心崩溃，系统就会崩溃。

终局问题：逐步调整还是突然崩溃？

每个国家都负债累累，债权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。通过养老金、储蓄账户、银行存款、保险单、政府信托基金和中央银行持有的资产，我们共同借给了自己。债务代表一个经济部门对另一个部门的索赔，跨越庞大、相互关联的全球网络。这一体系创造了非凡的繁荣，资助基础设施、科学研究、教育和医疗，同时让政府在危机中得以应对而不受税收限制。它创造了支持退休保障和经济稳定的金融资产。

但正是这个体系，随着债务水平达到空前高度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在和平时期，政府从未如此大规模借款，也未曾如此大量地用债务支付利息。问题不在于这种安排是否会无限持续——历史证明，没有任何事物能永远持续——而在于调整的方式。

会逐步调整吗？政府会缓慢控制赤字，让经济增长快于债务积累？还是会在危机中突然爆发，迫使所有痛苦的变革在短时间内完成？

没有人能对未来有绝对清晰的预判，但趋势是明显的：每年过去，调整的路径都在缩小。误差空间不断收窄。

一个复杂、强大、脆弱的系统已被构建：每个人都欠每个人，中央银行创造货币购买政府债券，当前的支出由未来的纳税人承担。富裕人口在危机应对政策中获益最大，这些政策名义上是为了帮助所有人。贫穷国家将沉重的利息支付转嫁给富裕国家的债权人。这一安排不可能无限持续；根本性的选择变得不可避免。剩下的问题是：何时、如何进行调整，以及是否能明智地管理过渡，否则就会失控。

“谁是债权人，当每个国家都在负债”这个谜题，实际上映照出我们自己。这个问题真正问的是：谁参与了这个体系？它会通向何方？它会创造怎样的未来？

令人不安的答案是：没有人真正掌控它。这个系统按照自己的逻辑和动力运转。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既复杂、又强大、又脆弱的体系，而我们都在试图驾驭它。